虽然裁判者无法证明这个答案比其他答案好，但裁判者最终选择的答案无疑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答案。

国家对行为的控制通过有关种种系统的讨论得到了增强，并且最终通过有关种种行为系统的讨论确实克服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恶性循环。这就是亚里氏多德的人天生是城邦的动物的现代阐述，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不完善的，并且，只有在一个政治社会中，人才能过好的生活。

{4}（P40）但是，在今天看来，全球化所产生的对现代国家的冲击与影响，导致在全球层面上变得越发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已经对这些关联的空间界限提出了疑问，空间不再是社会关系的稳定平台，而是显现为一种基本的维度，它自身历史性地生产、复制、转变。上述契约论理论形成了讨论法律合法性理论中的一种研究传统，这种传统在各种社会契约理论中表现为什么样的国家形式是值得追求的，它为现代国家的法律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西塞罗的永恒、神圣而高贵的自然法之于罗马法学家的实践性的自然法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犹如后来的岁月中，在现代的开端之时出现的阿奎那和天主教的神圣的自然法之于格老秀斯世俗的、理性主义的自然法的关系。这种理论视域也进入到法理学研究当中，其与法学理论的关系也日益密切，特别是主权观念与市民社会观念的地理性的解释构成了其核心主张。{12}（P17） 从历史上看，从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到近代自然法思想的过渡使自然法理论与以主体理性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理论达到了高度的有机结合，这表现为在近代法哲学领域中兴起的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的转变。

对于国家政治合法性而言，自然法试图从善的观念出发，试图提出一个国家的法律必然要表达某种道德因素，通过经由道德层面来论证国家法的合法性问题。从这种研究进路出发我们会看到，一个超越了国家的社会形态正在不断地形成。[10]之后，北洋政府于1925至1926年完成的民律第二次草案，以及1929至1931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民法》，基本上延续了《大清民律草案》对外国民法基本制度和原则的移植格局。

法的本土化，并不都是进步和美好的，某种意义上也是保守力量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结果。1921年由广东军政府和北洋政府分别颁布实施的《民事诉讼律》和《民事诉讼条例》，也都沿袭了清末的民事诉讼律草案的内容。反对司法机关做出男女不平等的判决。[3]与此同时，也制定了一批法律和法律草案，如《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大清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等。

因此，在近代法的国际化浪潮中，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是中国近代法律体系形成的主旋律。[5] 另一方面，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原则，也被迅速和全面地移植进了中国。

[24] 此外，近代中国的其他立法，也基本上是以大陆法系的法制为效仿模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予以创建的。[20] 又如，近代西方各国，在表示财产因老人去世而由其子女及其他亲属继受之时，用的是由罗马法上确定下来的概念：successio（继承）。与此同时，印度也先后推出了在移植西方立法成果基础上制定的行政法、民商法和刑法等部门法，引入了罪刑法定、契约自由、一夫一妻等基本法律原则。这一世界潮流影响到中国，也出现了广大妇女要求平等、要求权利的呼声和运动。

一方面，1949年11月26日，印度在1937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和1947年的《印度独立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印度宪法》（1950年1月26日生效）。实际上，本土化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含义，就是在法的国际化、趋同化的浪潮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必然地会保留下一些自己本民族的法律（旧时代留下来的国家制定法和长期适用于民间的习惯法等），并将这些带有本土特色的法律组合进新颁布的法典和法律之中。同时，非婚生子女的地位也十分低下。王健：《德国法在中国传播的一段逸史—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说到赫善心和晚清修律》，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1期。

比如，以宪法的方式，确立君上大权，这是近代中国移植西方以及日本立宪经验的重要举措。而1903年由留日学生汪荣宝、叶澜主编的《新尔雅》则进一步指出了民法所包含的私的性质。

人民是政府的主人（主权在民）。这部宪法基本上维持了以前菲律宾对西方宪政移植的成果。

[5]参见何勤华：《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载《法学》2004年第12期。如近代以来，印度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妇女地位低下，这一点反映在立法和法律的实施方面，就是妇女的地位始终不高，许多妇女所享有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妇女所面临的来自于家庭内外的歧视、骚扰以及虐待、强奸等暴力侵害，由于社会上包括警察中普遍存在的歧视妇女的态度，而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五权宪法，分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权，各个独立。[2]《清实录》（第五十八册），《德宗实录》（七），卷四九五，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536页。在民商法律制度方面，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接受世界民法国际化的影响，全面移植了外国主要是德、日民事立法的成果，从框架体系，到具体内容制度，如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和继承的五编制体系，法例、人、法人、物、法律行为、期间及期日、时效、权利之行使、担保、契约、广告、发行证券、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占有等制度，几乎都是法、德、日等国民法制度的移植。比如，在中国封建传统中，夫权、父权十分强大，在财产、离婚等问题上，均体现了男尊女卑的原则。

1926年，在广东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妇女代表和进步人士的努力下，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了一些进步的要求和男女平等的立法主张：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1936年的五五宪草和1946年12月25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虽然在许多方面适应中国当时政治专制的实际国情而做出了许多本土化的创造，但在总体上移植西方宪政思想和制度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31]因此，立宪体制本身对中国社会而言，完全是新的事物。如德国法学家霍曼·拉斯勒（Hermann Roesler, 1834 -1894）起草了日本商法典（1881年）、霍曼·特豪（Hermann Techow）起草了民事诉讼法典（1884年）、奥托·鲁道夫（Otto Rudolff）起草了裁判所构成法（1888年），[42]法国法学家保阿索那特（G. E. Boissonade,1825-1910）起草1877年的刑法典草案、1878年的治罪法草案（均于1882年开始实施）、1883年日本诉讼财产查封法草案、1890年日本民法典草案。

至近代，这种以延续香火为目的的宗祧继承制度受到了进步人士的广泛批评，在1911年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中，还遭到废除。在三权分立状态下，国会兼行弹劾（监察）权，政府兼行考试权。

比如，关于宗祧继承人，草案用了23条条文，内容涉及宗祧继承人的范围、选择、顺序、条件、资格、代位和嗣子归宗等，十分详尽。[12]在研究近代中国移植西方律师制度方面，最近学术界推出了不少成果，除了徐家力的系列研究之外，《北方法学》2011年第1期发表的赵晓耕、陆侃怡的《清末诉讼法改革对于律师制度的借鉴》一文也是一篇力作。1906年，沈家本等完成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以西方的诉讼法制为基础，吸收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充满了近代法律的气息。在亲属编和继承编中，更进一步强调了自由和平等原则。

《钦定宪法大纲》的原文，可以参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一卷），李秀清、孟祥沛、汪世荣点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9页。之后陆续翻译出版的国外民法著作，开始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和把握民法的意义了。

直至目前，台湾地区的政权组织形式，仍然一直延用着五权宪法的模式。二、应加搜索之处所身体或物件。

另一方面，也由于法西斯的统治，体现司法民主的《陪审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在它生效的15年中（该法于1943年被宣告停止执行），适用陪审制受理的案件总共只有600余件，平均一年只有40余件，对日本的司法制度没有能产生大的影响。1928年和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了两个《刑事诉讼法》,1930年和1935年颁布实施了两个《民事诉讼法》;1935年又颁布实施了新的《法院编制法》。

1898年6月，菲律宾脱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次年1月21日，制定了亚洲第一部民主宪法《菲律宾共和国政治宪法》(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Constitution of Politics) ,[35]23日成立了菲律宾共和国，这也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因此，中国近代由孙中山先生提出、并由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五权宪法，完全是一个中国近代移植西方宪法、结合中国实践的本土化的经典范例。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一方面，箕作麟祥（1846-1897）在司法大臣江藤新平翻译错了不要紧，只要快就行[41]的命令下，将法国众多的法律译成了日文。

在民商法、刑事法等领域，菲律宾也大体上维持了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的法律体系，同时结合菲律宾的具体国情予以修正、补充，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法的国际化就是法律在国际范围内的交流和传播，从而使法律具有世界性的特征的过程和现象。

[17]另一方面，《大清律例》户律·婚姻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19世纪初，法国凭借其在1789年大革命后积聚起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向欧洲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渗透，建立起了大批殖民地。

第二，我们的先人非常聪明，他们在大量移植近代西方法律、追随法的国际化浪潮的同时，不仅保留下了上述一些中国传统的法律，而且将其中的许多内容予以改造，和西方的法律理念、制度和原则进行了融合，使其在新的法律中以新的面貌出现。而大纲则完全排除了议会对皇室事务的干预，明确规定：皇上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涉。